II. 性別與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
Social solidarity為Emile Durkheim研究中的一大重點，其所指涉的是在同一個群體當中基於各種利益、目標、情感等，將個人與個人聯繫起來的紐帶。
(一)女性主義研究的多元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
Leslie McCall在2005年發表 “The Complexity of Intersectionality”一文，其以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一詞指出性別學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個重要視角，也就是將系統性的社會不平等(systematic social inequality)視為多重的社會與文化類屬(social and cultural categories)作用的結果，包含但不限於性別、種族與階級，因為來自於不同種類的歧視將交織並且構成對於個人的壓迫。此視角一方面提供我們對於壓迫(oppression)更具系統性的認知，也使我們意識到來自不同種類的意識形態如何彼此影響。
她提出三種方法。其一為反類屬(anticategorical)，顧名思義即是完全解構並捨棄分析類屬(analytical categories)，有鑑於社會生活超出理論所能及的複雜；與之相對的是範疇間的分析取向(intercategorical)，即有策略地運用現有的分析類屬來討論現有的社會群體之間存在的不平等，以及這些不平等如何多元地存在或被組成。
位處於中間的則是範疇內的分析取向(intracategorical)，其對於分析類屬保持批判態度但仍然有限度地使用。通常存在於一個針對於特定社會群體的研究，當這個社會群體的自我認同展現出多於一個面向以上的定義。
(二)性別與種族(race)
Gender與race時常共同構築分析壓迫與不平等的交織點，以下將首先討論以race乃至於ethnicity為主的歧視，並擴展到其與性別的結合。
在此必須先聲明的是，race也如同gender，更像是一個在歷史中由社會後天所建立起來的類別，用以指涉在生理上具有差異且擁有共同祖先的不同人群；而ethnicity則更加一步指涉該人群可能共享的文化、語言等等。然而實際上ethnicity的「同樣膚色的人即共享相同文化」的暗示，本身即為一種racialized thinking。
「白」(Whiteness)
Racism可分為兩種型態：第一種是將一切差異視為負面；第二種則是以自身作為常態(norm)並且塑造出一個有所差異的Others，然後頌揚被建構描畫出來的他者，此常見於Orientalism與Exoticism。
在對於種族的主流論述中，whiteness總是作為一種不被注意的中立類屬(neutral category)，一個「作為人類的不變的常態」來區別出誰是他者的起點；然而事實上，whiteness也是一個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與歷史脈絡中被建立起來的動態概念，這個事實往往在性別歧視的論述中被加強。
而whiteness作為一種常態與gender也常常有所交織。Ruth Frankenberg於1993年出版 White Women, Race Matters :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iteness一書。其點出實踐whiteness的方式實際上始終是基於當下的地點與時間，尤其是基於當下的種族主義，在當地的、國家的、全球的脈絡中被建構，會因為時間而改變。
其定義whiteness為以下特性：a)在結構中擁有種族特權(race privilege)，2)一個白人們由此出發來端視自身、他者與社會的起點，以及3)一系列往往不被注意、不被指明也不被指涉的文化實踐。Whiteness，儘管以其膚色 — 一個以種族為主的面向 — 來定義與命名，其中卻有許多關於gender的意識形態與論述。
Frabkerberg以白種女人出發討論其如何同時被gender與race形塑，並認為其最顯著存在於種族間的情慾/關係(interracial sexuality/relationships)。其一，對於一個種族中的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會被對於該種族的刻板印象影響，例如黑人的男性氣質總是被認為是粗魯的、野獸般的、性慾強烈的；相對白人的男性氣質則可能是閃耀、開朗而具有開創野心。其二，白種女性與白種男性總是被認為是受害者與解救者的關係，尤其是後者拯救前者於其他種族的男性所帶來的性威脅。其三，白種的異性戀女人選擇的伴侶關係到她們如何建構或拒絕自己的女性氣質，當她們選擇非白種的男性伴侶時，她們便有可能脫出傳統對於white women的刻板印象。
黑人女性主義(Black Feminisms)
黑人女性主義與其他非白人的女性主義傾向於發展出一個有別於以白種女人的經驗為中心的分析模式，討論被邊緣化的種族歧視問題。其核心的主題分為三項：將racism放在分析的重心、重新書寫歷史、理論化自己經驗的差異性(因此不再仰賴以白人女性的經驗為中心建立起來的理論)。
(三)性別與殖民
主體性的建立(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是殖民議題極為重要的一個面向，其決定了殖民關係的論述。就如同種族長久以來就被用來自然化(naturalize)殖民關係，將被殖民者的主體性建立為一個生理上與文化上都較為低劣的群體。而此論述往往夾雜gender的影子，例如將領土(territories)視為女性的處女地(female virgin land)而由男性的殖民者將其征服。殖民意象在此成為了一個歐洲男性氣質(European masculinity)對他者施展的結果，而被殖民者則被柔弱化(effeminate)，被形容具有女性特質。
被殖民的女性也往往會被強暴，這一方面彰顯了對於被殖民的男性「沒有男子氣概、無法保護自己的女人」的嘲笑，同時再一次加強了在異性戀秩序中中，女性做為一個客體。這可能延續到解殖的論述。如何在解殖的過程中取回(retrieve)女性的聲音，而不陷入一種對於「本真的文化」(authentic culture)的幻想之中，對於現實的複雜性與多樣性有所妥協，是性別與殖民的重大課題。
Hybridity:邊界之外?
在討論後殖民的過程中，一個脫出二元化思考架構的理論即為Hybridity(揉雜)，其強調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互相依賴，並且因著彼此建構自身主體性的關係( the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their subjectivities in a colonizer/colonized relation)。也就是挑戰所謂的文化本真性(cultural authenticity)，而把所有的文化都視為變動的、一個揉雜中的狀態，而非用本質論的觀點去看待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文化。
Homi Bhabha為其中一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對他來說，殖民過程中文化互動的關係遠遠比二分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複雜，儘管二者常常被假設擁有不變的身分與地位，且處於衝突與對立的關係之中，尤其是本土文化處於被打壓的地位；Bhabha提出「第三空間(the third place in-between)」，指出兩者之間的關係其實存在含混矛盾(ambivalence)與hybridity的特色。
當兩個文化互動，甚至當殖民政府嘗試要改變被殖民者的文化認同，這中間都有可能產生一個新的揉雜的認同與主體位置(hybrid identity and subject-position)。在這個空間中，任何的文化意義(cultural meaning)與文化再現(cultural representation)都沒有「原始的統一性與固定性(primordial unity and fixity)」。
Bhabha認為這提供了所謂的subaltern一個翻轉權力關係的可能性，同時汙染了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與身分認同。該理論在提出一個有別於對立二分的論述的同時，也強調並非認為文化間沒有hierarchy或者認為文化可以進行完全平等的交換，只是認為中間有個渾沌、未被佔領、可供被殖民者發聲的空間。然而該理論仍然經常被批評過於理想化，沒有考量到在歷史上與實際上殖民者的論述將他者同質化的危險性。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Gayatri Spivak是一名印度女性學者，其受到解構主義影響，在1988年發表 “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文，其以在印度的寡婦殉死文化討論完全以西方視角對其他文化進行的研究，尤其是是否能以一個"universal"的框架建立對他者的調查。對Spivak而言，其質疑所謂的research事實上始終都是對他者的殖民，試圖界定"the other over there(在彼方的他者)"，並將其化為研究的客體、產出知識後帶回"here"。
Spivak作為研究後殖民的學者，其學術關心特別是存在於殖民中的文化權力關係。因此其沿用Gramsci文化霸權理論的subalternity。Subaltern一詞指無法自行發聲、必須被代理與再現的從屬階級，K. Marx形容其為「一袋袋被分裝而無法被分裝的馬鈴薯們」。其可泛指一切受壓迫的團體，即“the lowest level of the social hierarchy”。Spivak將其延伸為 包含無產階級、工人、農民、婦女或者部落族群，需要注意的是subaltern並不完全是同質性的。
Spivak身受Derrida的解構主義影響，將世界視為文本而挑戰並質疑具有特權的且自認為真理者，解剖許多主流論述的地位；其引用但同時質疑Marx與Foucault等的理論，認為前者提出「剩餘價值」的概念有助於建立婦女作為家庭主婦被家庭壓榨其剩餘價值，然而其同時批判Marx在理論中忽視女性的勞動付出，將女性簡化成一種產生孩子的生產工具，忽視女性的主體性與經濟上的勞力付出。
而另一方面Spivak亦引用Foucault的episteme理論，探討knowledge與power之間必然的關係。然而其亦大力批判Foucault與Deleuze時常只以自己作為西方知識份子的經驗發言，忽略勞工等在歷史上被壓迫的處境。例如Foucault將被壓迫者抬舉成主體，甚至似乎能為自己發言，完全忽略了勞工等受到以歐洲、西方為大寫的epistemic violence。這來自於Foucault自己本身經驗的是「在大都會中進行反抗的第三世界女性」，因此認為只要團結並被給予發聲的機會，壓迫者便可以發聲，而忽略了在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雙重壓迫下的從屬者。
而以西方為中心建立起的international/global feminism也有同樣的缺陷，因為其多半都是以第一世界的女性為視角所建構，忽略第三世界女性的狀況而聲稱女性具有同質性。比如當第一世界的女性要求平等的工作機會，第三世界的女性需要的卻是最基本的水與食物。
[t]he postcolonial intellectuals learn that their privilege is their loss.
在imperialism和globalization的影響下，Spivak提出 「認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一概念，形容the First World countries藉著建立知識的優越地位與國際資本主義，對the Third World進行知識上的壓迫、主宰與剝削，知識就像商品一樣被半強迫式地輸入被殖民國。其管道包含歷史文件、文化教育、文化政治、知識份子與文學 等等。Subaltern被灌輸特定的意識形態，並且被放在一個次等的位置，甚至可能都無法形成自己的subjectivity而產生反抗。
其以印度Sati傳統為例，在英國殖民印度的時期，英國殖民方於1829年立法禁止原先存在於印度文化中的寡婦殉死傳統，即寡婦可以選擇性地為亡夫陪葬以示忠誠；儘管此項傳統的禁止確實減少了婦女的死亡，其也加強了英國統治的權力，尤其是其塑造出英國-文明(civilization) v.s. 印度-野蠻(barbarism)的論述。她使用” White men saving brown women from brown men’”(1829)一詞來形容這個事件中英國政府的理解；而印度傳統知識份子則聲稱 “The women actually wanted to die”。這兩種說法持續合理化各自的立場。
然而widow本身在這個爭議之中事實上是完全的subaltern，沒有任何的發言權與主體性。自焚(self-immolation)在印度的性別意識形態中被認為是一種幸福，儘管並非強制性，女人被操弄來透過自我犧牲尋求成為一個理想的女人；而另一方面，英國自以為拯救了「作為客體的女性」就是一個”signifier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ood society”。這契合了帝國主義在全球發展文明化社會任務的美好形象，然而女性卻在父權社會與帝國主義之間都是被代為發言的客體，等於是受到了雙重剝削。而以西方為中心建立起的international/global feminism對此也毫無幫助。
在其觀察中，subaltern為自己發聲的能力被否定，尤其是因為其並未給予一個subject-position來發言，而「從屬者之聲的取回」(retrievals of subaltern's voice )必須考慮到他們的聲音是歷史性地被抹去(historical erasure of the subaltern voice)。Spivak提出Derrida解構式的逆向閱讀(reading against the grain)與策略性的本質主義(strategic essentialism)來因應認知暴力。主張弱勢族群 — 儘管個體與個體之間或許存在差異 — 仍然可以採用他們之間分享的特點(例如膚色、文化、性別)，然後召喚身分認同組成一個群體，去反抗不平等或全球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