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der in History:性別史筆記(三)
(一)R. Connell與Masculinities
R. Connell為一名以masculinity為研究對象的性別學者，其認為gender應為一相對性（relational）的概念，因此儘管性別研究往往更專注於婦女，也有其必要了解男性的性別實踐，以及gender order如何定義、置放、賦權予但同時限制男人（defines, positions, empowers and constrains men）。
其首先於1985年發表了“Toward a new sociology of masculinity”一文提出「霸權男性氣概(hegemonic masculinity)」的概念；而後在1995年出版了Masculinities一書，將masculinity發展成masculinities，亦即當masculinity被定義為「男性根據自身在該社會的性別關係的所處位置發展出的社會實踐模式( the patterns of social practice associated with the position of men in any society’s set of gender relations)」，其事實上也具有相當的多樣性，會根據個人、地區、時間而改變。
Masculinity是一種社會建構，其作為一種日常實踐的組態（configuration of practice in everyday life），並不一定決定於男性生理（male biology)，但會直接或間接地指涉男性身體（male body）的意象，這也是為什麼生理女性有時候也可以用「男子氣（masculine）」形容之。Connell提出四種masculinities:
- Hegemonic Masculinity:最被推崇以及最具有主導性的一種男性氣質，其特質包含異性戀、whiteness、體魄健壯( physical strength)、壓抑情緒(suppression of emotions)
- Complicit Masculinity:在享受著由hegemonic masculinity所加強的父權社會的好處的同時，自己本身並不完全屬於這個類別，但也不對其進行挑戰，甚至可以說是推崇hegemonic masculinity。
- Marginalized Masculinity:儘管有強勢、健壯等符合hegemonic masculinity的常態，卻又有某些特質使之有一點從屬性質，例如有色人種的男性或殘障者。
- Subordinate Masculinity:與hegemonic masculinity的特質完全相反，可能有同性戀、身體較瘦弱或情緒敏感纖細等特質。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Connell於2005年發表這篇文章，重新梳理hegemonic masculinity的起源、公式，以及對此概念的主要五個批判。
自1970s開始便伴隨著女性主義出現一波反抗性別角色常態（sex role norms）的浪潮，反對將men當作僅僅是壓迫行為的來源。如同反對將女性同質化一般，許多男性性別角色（male sex role）相關的心理學與社會學研究也開始關注男性氣質的社會性（the social nature of masculinity），以及是否能夠改變男性(men)的行為。而同時期的同志解放運動提供了一個區分「壓迫男性/男性壓迫（oppression of/by men）」的討論，即存在於男性之間的「男性氣質階級（hierarchy of masculinities）」。儘管男同性戀也是生理男性，其所呈現出來的masculinities卻並不被straight men所接受。
許多陸續在校園、工作場所等場域展開的實證研究都確認了男性氣質的複數（the plurality of masculinities），以及男性複雜的性別建構過程。受到Gramsci所提出的 「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一概念影響，一個具有支配性的男性氣概理論被提出。Cultural hegemony意指統治階級可以操縱一個社會的文化(包含意識形態、價值觀等)，而讓他們自己的世界觀成為社會常態（cultural norms）。使對於他們有利的價值觀被大眾認為是理所當然，且可以造福所有人而不只是統治階級的。
Hegemonic masculinity被認為是一種允許男性掌控女性的社會實踐模式(pattern of practice)。其並不是一種多數的男性氣質，反而往往只有少數男性可以行使，但卻是一個規範性概念（normative concept），亦即被認為是作為一個男人最好的方式。這個男性氣概的行使自然而然建立在女性屈從於男性的前提下，也允許男性在此父權階級中獲得好處，但並不必然是透過暴力，而是透過文化與體制等。
然而其對男性而言也會產生弊端，其首要就是Connell在2002年提出來的「性別傷害（harm of gender）」即男性會為了要表現出masculinities而傷害自己。包含直接的暴力、逞兇鬥狠；較為間接的例如抽菸、喝酒。
值得注意的是gender hierarchies是會在歷史中變動的，因此目前被歸類為hegemonic masculinity的特質，可能在過去或未來佔有不同的社會地位。
- 針對其的五個主要批評：
a. The Underlying Concept of Masculinity:
Hegemonic masculinity常常被批評陷入本質主義（essentialism）與靜態分類(static typology)的陷阱，即把男性的特質本質化且視作南性的共通點，當現實往往是流動與衝突的；甚至更有人批評其是一種「對於性別的異性戀正常化(heteronormative concept of gender)，本質化male/female之間的差異。Connell則回應事實上目前對於masculinities的研究相當多樣，並不強調單單一種特質，且是以社會建構為中心來討論一種行為模式，並不是將其視為一個固定於生理男性的身體特質或personality traits。
其中一個Connell較為認同的批評是masculinity-femininity的研究事實上是將一種將個人的經驗二分為男性與女性的做法，即在分析的過程中強調男女之間的separated spheres。而解決之道應該就是永遠採用一個相對的視角，而非完全摒棄gender的概念。
b. Ambiguity and Overlap:
Hegemonic masculinity的概念亦遭批評過於模糊，在應用上時其實很難聲稱有誰真正完全地represent hegemonic masculinity；且每個人的複雜性，恐怕也不允許將他們套入一個模板，一個人身上可能重疊有不同種masculinity的特徵。而Connell則回應其概念並不一定需要correspond closely o the lives of any actual men，而是要了解其作為ideal model of admired masculine conduct被廣為流傳，並提供了一種與women的互動模式來建構gender relation
c. The Problem of Reification:
另一個隱蔽於hegemonic masculinity的問題就是將masculinities — 一個用以指涉個人在gender之間的互動所展現出的模式 — 等同於一個結構性的「女性服從父權(patriarchal subordination of women)」，或者當作後者的延伸。除了個人所展現出的personal power外，女性在結構上的subordination仍須考量許多體制因素。
而另一方面，hegemonic masculinity也被指責常常與負面形象有所牽連，並且合理化「男子氣概的危機(crisis in masculinity)」此一說法。當hegemonic masculinity往往呈現出冷硬、沒耐心、侵略性強的形象，這就被視作男性進行暴力與犯罪行為的解釋，並且在男童教育或者男性健康問題上被引用；而氣質上可被歸類為hegemonic masculinity的男性似乎便被本質化，其男子氣概也被用來解釋其可能的問題行為。然而Connell則反駁說hegemonic masculinity理論上也包含許多較為正面的行為，例如照顧家庭或禮讓女性。完全負面、侵略性而壓制女性的masculinity只能說是domination而非hegemony。
d. The Masculinity Subjectivity:
Hegemonic masculinity在被定義為一套行為模式時，亦被批評其事實上根本無法指稱一個真正的masculine subject，因為一個男性可以選擇性地呈現該樣貌並實踐該行為。亦即 「男性氣質並非代表一種特定的男性類別，而是男性如何在論述實踐中置放自己(masculinity represents not a certain type of man but, rather, a way that men position themselves through discursive practice)」，這導致該理論事實上只能呈現一個結構，而讓個體消失。
而Connell則回應masculinity不可能忽視個人主體性，因為這個概念正是在歷史中的人類的社會實踐被建立起來。Masculinity關乎於性別關係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gender relation)，並被定義為在這種性別關係中其行為的組態(configuration)。當gender relation事實上是會隨著歷史變動時，亦代表其中的人類社會實踐也是動態的，因此hegemonic masculinity的組成事實上是individual subject的組成。這也是life-history studies已經成為hegemonic masculinity研究的一大範疇。
e. The Pattern of Gender Relations:
Gender relation或被認為是一個self-contained and self-reproducing system，即這個系統中的每個要素共同運轉之下，有能力讓這個系統不斷地自我生產並延續，其中包含男性主導而女性屈從(the dominance of men and the subordination of women)。 Connell反對這個說法，認為masculine domination毋寧是一種在歷史進程下的產物，其必須面對許多挑戰並且需要持續地去維護，例如不斷地在微政治場域(micropolitical arena)中重複恐童行為， 嘲笑學校裡的sissy boys。
而Demetriou則認為hegemonic masculinities暗示了external hegemony(男性對女性的優勢)以及internal hegemony(部分男性對另一類男性的優勢)，且subordinate masculinity顯然無法對所謂的hegemonic masculinity造成任何影響。Demetriou對此hierarchy of masculinity提出質疑，並提出另外一個 「再生產父權階級的可能策略(possible strategy for the reproduction of patriarchy)」，即持續地將 non- hegemonic masculinities納入hegemonic masculinity之中，例如原本屬於gay masculinity的穿耳環、時尚打扮，或者在職場上原本被認為是feminine qualities的team working, flexibility或interpersonal skill。即便異性戀男性呈現這些特質，亦不會真正地削弱他們在父權社會的特權地位。
Demetriou認為這個現象的存在撼動了hegemonic masculinity此一理論，而Connell則認為hybridization真的存在，其不管在全球還是地方上都還不得被稱為hegemony。
2. Masculinities Reformulated
a. Gender hierarchy: 如同Demetriou指出subordinated group事實上也可以對hegemonic group造成影響，hegemonic masculinities也應該要被放在相對的角度研究，並注意其與其他氣質互動之間的關係，例如hegemonic masculinities在納入挪用gay masculinity的同時，社會仍然在另一方面對其存有歧視並且造成壓迫。
Hegemonic masculinities是在與其他族群interplay的過程中形塑，因此僅僅關注男性與男性氣質並不足夠，而需要注意到例如女性做為母親、老師、sexual partner等等對於其的塑造作用。而當女性自身的認同與實踐若出現改變，並撼動gender hierarchy時，hegemonic masculinities也會作為相應物改變。
b. The Geography of Masculinities:
將masculinities以地理位置區分為local(i.e. face-to-face interaction), regional(i.e. culture or nation-state)與global，幫助在研究過程中了解地方的重要性以及多重的hegemonic masculinities，也可以避免將研究至於一個完全獨立的文化或論述中進行。例如超越國界的體制可能會壓迫地方與區域原有的性別秩序；而地方與區域原有的性別秩序則可能影響另外兩者，例如體育明星參與地方賽事建立 hegemonic masculinity model，成為明星運動員後擴大為regional masculinity model，又反過來成為其他地方的local masculinity model。
c. Social Embodiment:
Hegemonic masculinities在早期便被認為是一個男性身體被使用與再現的方式，而body始終都是「自我向外互動時的媒介(medium through which selve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Masculine embodiment往往以特定種類的body以及body的行為來體現，例如運動、吃肉的身體。
先前social science習慣將body當作社會建構的客體，但如今body被賦予更加主動的位置，既作為object又做為subject參與社會實踐之中。Connell寫下: “In our [Western] culture, at least, the physical sense of maleness and femaleness is central to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gender. Masculine gender is (among other things) a certain feel to the skin, certain muscular shapes and tensions, certain posture and ways of moving, certain possibility in sex.”
d. The Dynamics of Masculinities:
Masculinities本身就具有內在的複雜性，許多時候甚至可能是衝突的。一方面，個人可能隨著自身的成長或外在環境的改變(例如women’s movements)而反映出不同的masculinities；另一方面，個人內在的矛盾性也可能使一個人同時擁有不同的masculinities的特質，例如在面對女性的權利時可能同時充滿同情心而另一方面又不想損失自己性別地位的優勢。
而被認定為hegemony的masculinities也必須面對其改變的可能性，儘管hegemonic masculinities往往呈現出強勢的特色，未來也有可能轉換為更進步的特徵；甚至目前呈現出hegemonic masculinities的人，也會致力於democratize gender relation.
Without treating privileged men as objects of pity, we should recognize that hegemonic masculinities does not necessarily translate into a satisfying experience of life.
父權紅利(patriarchal dividend)
該詞亦由Connell創造並延伸，其所指的是當一個男性符合hegemonic masculinity的標準，他便可以得到獎賞或得到特權，而一個不平等的gender order也在這個過程中被維持。
那些利益包含財富增加、社會地位保障、獨立性、自主性，其情感也更容易被認同與支持 。社會上符合定義的成功者，例如霸道總裁，就會因為自己更符合社會對於「成功男性的期待」，而得到比勞工階級更好的待遇。而社會往往會要求男性是dominant, intellectual, high achiever, competitive, risk-taking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男性都可以得到父權紅利(如同性戀者)，而有些女性亦可以從中間得到利益，比方藉著與擁有財富的男性交往或結婚。
(二)Frantz Fanon與 “masculinities”
Frantz Fanon為一名非裔法國學者，出身於法屬西印度群島，也就是法國的前殖民地。其為西方的黑人研究之先驅，以被殖民者的角度探討黑人被exploited與alienated的經驗，並在1952年寫下著名的Black Skin, White Mask一書。
該書中呈現黑人主體(the Black Subject)在殖民過程中失去了自己的cultural origin而擁抱殖民母國的文化。白人的文化、社會與膚色成為typical norm而黑人則必須盡力去模仿以融入，在這個過程中甚至對其產生一種自卑情結(inferior complex)。當黑人在這個環境下成長，blackness被建構成無可避免的wrongness，使其產生一種「漂白」的渴望。
“a normal Negro child, having grown up in a normal Negro family, will become abnormal on the slightest contact of the white world.”
Fanon曾聲稱: “At the risk of arousing the resentment of my colored brothers, I will say that the black is not a man.”其點出因為白人被視為唯一「human being」存在的方式，黑人則因此成為non-being，他們無法將自己作為人類經驗自己並建立subjectivity，而必須努力去模仿白人，追求其生活方式。
“Whiteness is synonym with being human.”
Fanon寫作的出發點明顯地來自其身為一個「出生於法屬殖民地的黑人男性」，在其論述中，「黑人男性氣質的重新建立(a rehabilitation of black masculinity)是重新建立國族主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Fanon討論”black man he must seize his freedom and be free to act, to choose. This freedom demands mastering one’s life, one’s desires, one’s position in society”，其皆以black/white man 作為主體，而一個試圖去殖民化的政治掙扎也往往建立在black masculinity的彰顯與否。
“Algeria Unveiled”
“Algeria Unveiled”被收錄在Fanon於1959年出版的 A Dying Colonialism一書中，其以法國在1930s開始在Algeria實行的unveiling政策，即要求女性脫性haik(一種傳統穆斯林女式白色長袍)試圖以消除Algeria女性的文化與社會象徵來破壞人們的originality。此政策被French administration視為對Algerian 女性的解放，透過贏取女性的支持，他們將撼動Algeria的社會基礎，並讓男性隨之服從。
這首先建立在一個前提，即服裝傳統(clothing tradition)往往可以最明顯地揭露身處於特定的文化團體，穆斯林女性的veil尤為如此。其如同制服一般，這彰顯了一個屬於Algerian feminine society的身分。而這個符號被法國殖民者論述為一個女性被 “humiliated, sequestered, cloistered”的象徵，代表她們被Algeria men轉化成一個 “dehumanized, demonetize object”。為了使女性成為 “a functional and capital role”，法國殖民者塑造自己將其拯救的形象。
“…we must go and find them behind the veil where they hide themselves and in the houses where the men keep them out of sight.”
法國殖民者相信儘管Algeria society乍看之下是父權社會，其實存在著matrilineal essence。因此他們認為只要征服女性，整個舊有社會的結構就會隨之瓦解。而這透過使Algeria women “unveiled”並 “say no to a centuries old subjection”，離開原本屬於女性的domestic sphere。男性在這過程中也往往會受到European comrades的批評，多數是來自於一個白人老闆。他們會質疑Algerian男性是否有讓妻子穿戴面紗，是否帶她們去屬於公眾的咖啡廳或電影院。甚至會邀請其妻子來參加一些西方節慶的派對場合。
“Islam holds its prey”
Algerian男性此時面對的兩難是如果他妥協，則等於是 “prostituting his wife”，將她放在公眾展示、放棄抵抗。然而如果他拒絕，則可能會冒著失去工作的風險。而這種情況對於Algerian知識份子而言更甚，例如律師或醫生等符合西方精英標準的職業，則必須面對「他終究是一名Arab」而 “you can’t get away from nature”的評價。如同他與他的妻子是一個被Islam捕獲的受害者。
The veil hides a beauty…thus the rape of the Algerian women in the dream of a European is always preceded by a rending of the veil.
除了將女性的面紗視為解構Algeria社會結構的第一步，試圖揭開有色女性的面紗，事實上也反映出了法國男性的male gaze。Fanon認為西方男性對於面紗後的女性具有一種romantic exoticism的想像，認定其下必定藏有一個女性美麗的容貌，而將其隱藏起來簡直就是一種罪惡。女人的美麗應該要被展露，成為一個可以被佔有的客體(a possible object of possession)。而當一名歐洲醫生發現面紗下的女性病患竟然相貌平庸時，他們覺得匪夷所思，因為這顯然不是什麼值得掩藏的事物。
Fanon反對西方男性的凝視，並認為在Algeria culture之中，女性是不會在公共中「被看到」的。這代表故意地不去意識到feminine profile，同時也不將注意力放在女性身上，避免在公眾之下出現sexual encounter。Fanon同時也相信女性本身並沒有想要屈從並將自己提供出去，甚至對於許多婦女而言，繼續穿著haik代表著對殖民者的抵抗。
The veil was worn because tradition demanded a rigid separation of the sexes, nut also because the occupier was bent on unveiling Algeria.
The Battle of Algiers(1966)
自1954到1962年間，Algeria Revolution爆發。 Algeria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French: 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 FLN)與法國殖民政府之間衝突不斷，並且屢屢出現恐怖攻擊。Fanon點出在這過程中，unveiled Algerian woman也在其中扮演一部分角色，而在1966年的電影The Battle of Algiers有清楚的描繪。
法國政府曾經成功讓部分女性脫去面紗，並且對於她們轉變為西方的「新女性」相當滿意。反抗份子的Algerian女性則利用這種心態，以不穿戴面紗的打扮出門以避開法國警察的搜索。她們在自己的皮包中放入grenade, bombs與revolver，與法國警察打招呼與微笑，沒有人檢查她們的皮箱，讓這些女人們成為有效的戰力。Fanon將其描寫為 “like a fish in Western water” 且能夠“radically transformed into a European woman”。
而當1957年之後，法國政府刑求部分參與抗爭的女性而得知這個伎倆，她們又再度穿上面紗與長袍，並將武器隱藏在haik之下。當時法國政府發現就連部分的European都背地裡支持著獨立運動，開始不分膚色、穿著地搜查所有人以及他們攜帶的物品。因此女性必須學會如何將武器藏在長袍下面而兩手空空，使警察相信 “there was nothing under this hail, except a poor woman or an insignificant young girl.”
Fanon認為即便是出於追求獨立的目的自願除去面紗，女性們依然為其困擾。被殖民的女性身體脫去長袍，而 “the absence of the veil distorts the Algerian woman’s corporeal pattern”。衣著上的改變似乎也造成了她們主體上的incompleteness，使其焦慮不安。她們必須重新為這具unveiled-woman body創造新的使用方式與態度。而Fanon認為在殖民過程的歷史中，veil對女性產生了新的意義：其一開始被用於彰顯女性對於殖民者的抵抗，後來其在革命的脈絡下被拋去，原本被用來阻擋殖民者心理上與政治上的侵入，成為一個女性參與革命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