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何以為史料？文化產物(cultural property)與當代文化環境(cultural atmosphere)之間該如何相互映照？
這個問題以十九世紀寫實主義的維多利亞式小說而言，或許是無稽地近乎幸運了，以Elizabeth Gaskell所著之North and South為例，之中所反映的作者自身的人生經驗不計其數：因同時身為牧師的女兒與妻子而得以同時接觸位處中層乃自於下層之勞動階級，且因與丈夫共同生活於新興工業大城Manchester而親自體會過「不合於法律的煙霧」(unparliamentary smoke)，故亦得以了解工業發展的進程之下，不同階層的生活態樣與社會結構。
這樣的外在環境是否反映於作者的文筆之下？又如何反映？更如何反映出作者自身？無數研究者試圖藉North and South為例，或分析英國十九世紀的旅行文學、或分析勞工運動、或分析「家庭天使」[1]的文化意象，更甚者結合Gaskell的其他作品，對生態女性主義做一剖析。小說一方面可為真實個案的投射，並藉由個案了解現象，作為一史料更適合作為一完整的劇場呈現，細細膩膩地述說每個角色如何被置放於不同的社會脈絡中，因「他的證詞，正如其他許多人，告訴我們的不是他真正看到的，而是他的時代想當然看到的。」[2]神入古人與神入虛擬，某種程度而言所需要的是共同的功夫。
米勒(J.S. Mill)曾於其1859年的著作《論自由》(On Liberty)中對維多利亞社會下一註解：「在這個年代，從社會的貴族階級乃至於貧民階級，沒有一個人逃得出被審定(censorship)的命運。」指稱在維多利亞社會所標舉的中產階級道德觀極大程度地限縮了個人的自由，同時造成個人心靈的壓抑；而為了加以釐清其於現實中的指涉對象，明確標的出故事的背景就又更加地重要。
然而，是否所有人都同意自己是被這套價值觀「所框架」？抑或者這套價值觀佔有了書寫歷史的那支筆，將社會分為三六九等，事實上每一個階層都各有規矩？如果說小說將是「同一時代背景下的產物」，則對於「此時代背景」的詮釋，或許會比我們所想像地更加多變。
本書North and South的另一許人期待之處，或許以這個觀點將更加鮮明：不處於一固定地理位置，也不處於同一階層的眾人，各自在面對各自的流動，並調整自身於架構中的定位，都於本作品中各自交鋒；而相較於過往研究者往往以本書中複雜多樣的婦女角色，或者以維多利亞時期的勞工階層進行探討，本文擬以男主人翁Mr. Thornton做為起點，梳理維多利亞時期中上階級(Upper middle class)的複雜脈絡，一探中產階級的難言之隱。
一、內文分析：
於North and south一書中多半將故事的重心放在女主人翁的轉化過程，而將男主人翁John Thornton的自處過程置於故事敘述中的陰面。然而作為本書經歷過社會身分落差最大的角色，其於下層階級一路向上流動，本身更呈現了階級流動與身分整合於內在與外在上的衝突。
(一) 貴族、紳士與資本家
男主人翁以一棉製廠廠主的商人身分登場，儘管與女主人翁相比，似乎是擁有更優渥的生活條件，但其社會地位與身分卻往往遭到微妙的貶抑；這樣的尷尬角色似乎正可由其所經營的棉花產業所反映出來：整個Milton賴以為業的、同時也是男主人翁Mr. Thornton賴以起家致富的棉花業，卻在原著中多次受到Margaret與其母親的質疑，一方面凸顯出南方與北方經濟條件的落差，另一方面也凸顯出對於不同身分的社會觀感。
瑪格麗特：「您知道，咱們在這兒交遊也很少，媽媽。咱們最近的鄰居戈爾曼家(要說到上流人士的話─而且咱們幾乎就不大見到他們)，不是跟那些北米爾頓人一樣，也是做買賣的嗎？」
「是呀，」黑爾太太幾乎憤怒的說，「但是不管怎樣，戈爾曼家給郡裡一半的上流人士造馬車，因而多少跟他們有些來往，可這些半場的呀，誰穿得起亞麻布的會要去穿棉布衣服呢？」[3]
除此之外，在原著之中我們亦屢屢可以窺見Mr. Thornton儘管取得一定財力，在社會與文化地位卻仍似乎次人一等的痕跡，這正正表現在作者Gaskell為男女主人翁在家宴上交鋒那一段話的情節上所下的章節名稱：〈人與有教養的人〉(Men and Gentlemen)，以及男女主人翁多次針對此話題的辯論。而此情節事實上隱含著維多利亞時代隱蔽的社會架構，並且此背景正來自於維多利亞時代的整體經濟發展與王權變動。
儘管維多利亞女王曾做為英國崛起昌盛的象徵，十九世紀的英國卻確實地面臨著王權下降、貴族地位受到威脅的既存事實：1832年的英國議會改革法案通過後，有別於世襲貴族的中產階級們也得以進入政治場域並佔有一席之地，甚或開始影響到在前幾世紀便已形成的貴族地位。[4]而政治話語權的轉變加上經濟實力，使得士農工商此一平行的職業區分，已不足以說明此原著中所呈現出的維多利亞社會，取而代之的是於中上階層的社會與文化可觀察到的雙層結構：原先便已存在的貴族階級(landed aristocracy)，以及於18世紀崛起的中產階級(Middle classes)[5]。
因被以「夾處於上層階級(Higher classes)與下層階級(Lower classes)的階級」加以定義，中產階級事實上的含括範圍極廣；然而，若是要更細膩地觀察當代的社會結構，事實上需要將中產階級再加以區分為二者：維多利亞時期興起的紳士階級(gentleman)，以及更後進的資本家(capitalists)。
紳士階級曾被狄更斯形容為「與貴族制度保持一種既有尊嚴又不過度依賴的關係」。其與貴族階級不同，並沒有世襲的管道，甚或明確的定義，而是一個具有極度開放性與流動性的社會階層，「紳士階級可以不斷更新，而其更新的來源來自於諸如政治、貿易、金融、農業及其他各種領域專業人士的加入」；而相較於資本家，又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與社會形象，「具有道德意涵與推進現代化的潛力」，使得「中產階級」此一名詞不只可用以指稱群體，更可用於指稱文化。[6] 由此可見，當我們認識維多利亞時期的「社會階級地位」，或者當我們提及在維多利亞時代所崛起的「狹義的中產階級」(紳士階級)，必須明確認知到欲進入此階級，絕非單靠經濟實力可行，這之中更有個極為複雜的體系作用，不但有地域之別，更是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四者的交互作用。
男主人翁Mr. Thornton白手起家，由布店的夥計開始力爭上游，並藉由經營手腕脫離其「無產階級」而成為資本家，並且也在地方上成為治安法官(magistrate)；然而欲更向上取得社會地位，成為真正的、如其所言「可與中央爭取自治權」[7]、名副其實的「狹義中產階級」，則必須更取得「文化教養」與「家庭道德觀」二者的資格，方才得以於中上階層(Upper middle class)中取得一席之地。
(二) 文化教養
Martin Weiner曾試圖以文化與教養的角度來解釋英國1873年以降的經濟衰退，其提出的理論包含中產階級價值(middle-class work ethic)與貴族文化(aristocratic culture)二者對於當時的社會各自的作用，並認為因為中產階級選擇放棄前者擁抱後者，導致英國經濟難見起色[8]。儘管其與英國經濟發展之間的因果關係仍存爭議，卻確實反映出了當代社會所存在的文化差異，以及對於紳士階級乃至於貴族階級文化之嚮往，也同樣反應在了本書中，然而Martin Weiner在其論述中並未言明的中產階級文化轉向的動機，卻能夠在虛擬的情節中略見一二；因文化教養並不是單純的社會行為，更是政治行為；人們可透由表現出上層階級的文化來展現群體歸屬、展現自身的階級，甚或取得利益。
Mr. Thornton因為輟學之故，並沒有完整可供人檢視的文化背景，在文化教養方面是有所缺陷的，故在成為Mr. Hale的家教學生之後，在禮節上將之置於平等，乃至於位尊者；然而這種以倫敦的上流社會為起點向下輻射擴散所建立起的階層關係，便遭到了「始終也沒有到過倫敦」[9]的Mrs. Thornton的抗議。
桑頓太太：「換換衣服！哼！我年輕的時候，小夥子們每天打扮一次也就心滿意足啦。你去跟一個老牧師一塊兒喝杯茶，幹嘛還得換衣服呢？」
桑頓先生：「黑爾先生是一位有身分的人，他的太太和女兒全是有教養的女人。」
……
桑頓太太：「不啊！我既不放心，也不甘心。她，一個背叛國教的牧師的女兒，憑什麼該瞧不起你！」
Mr. Hale及其家人儘管經濟狀況不如人，卻因其牧師與教師的文化身分而得以被納入紳士階級[10]，相較於此，Mr. Thornton在其社會地位上仍處於較低一層的資本家，或許我們更可以用現代具有些許貶抑的「暴發戶」一詞來理解這個概念：盡管在脫離了貧窮的境遇後能夠在外表向上模仿貴族的行為，甚或在經濟上取得優勢，然而要被接納為同一階層與地位者，則又非屬輕易。
這種來自於文化身分上的差異更可由實幹資本家與舊有階級之間的價值觀衝突所呈現出來，在Mr. Thornton於原著中與牛津大學的教授Mr. Bell的數次會面，亦可看出於社會的禮制體系中，士農工商即便不是按照著這樣的排序，也仍有位階，而這部分更呈現出南方與北方的社會背景之差別：
貝爾先生：「啊，但願我能領你去看看我們的大街──我們的拉德克利夫廣場。我不提我們的學院，就像我允許桑頓先生在講到米爾頓的魅力時，不提他的工廠那樣。我有權責罵我的誕生地，請記住，我是米爾頓人。」
……
桑頓先生：「請記住，我們和希臘人不是同一個種族。在希臘人看來，美就代表一切，貝爾先生可以對他們去講講悠閒與寧靜享樂的生活，那種生活大部分都是透過他們外在的感官進入的。我並不想輕視他們，就和我不想模仿他們一樣。」[11]
值得討論的是，作者Gaskell自身在劇情中為這雙方的價值觀做了一個可供詮釋的安排：儘管末尾Mr. Thornton慘遭破產，但是在第五十一章與新進議員Mr. Colthurst的對談中，卻仍給予Mr. Thornton企業家的態度給予肯定，甚至藉由Mr. Thornton之口提出打破中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壁壘，重塑勞資關係的願景；而女主角Margret原先更傾向於紳士階級的價值觀，也在結局中同她的巨額財產一起，歸屬於北米爾頓的製棉廠廠主。
(三)家庭道德觀
除了文化教養以外，另一個對與「紳士階級」的隱性認定標準，便是中產階級的家庭道德觀。
無論是與政治王權相掛鉤而誕生的世襲貴族，抑或是透由商業發達起家的有產階級，其共同特色便是會透過血脈相傳的方式來鞏固其「家族」，並共同傳承「家業」，在此前提下才將形成一在社會中具有中堅地位的中產階級，而非單一個成功的生意人。
這就是桑頓先生開始從商的時候對商業生活的想法。「他的商家是個王子，」他的母親大聲地唸著《聖經》，好像吹著號角那樣鼓勵兒子努力奮鬥。他只不過像其他許多人──男人、女人和孩子那樣，注意到了遠處的事，而忽略了眼前的事。他想使自己的姓氏在外國和遙遠的海外也具有影響。[12]
為了與王權貴族做出社會意識與政治權力的對抗，中產階級發展出了其象徵性的共同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如「尊崇」、「自助」、「個人主義」和「自我改良」的觀念，以此在政治場域爭取自治身分；然而回到中產階級自身的社會結構，實際上一旦擁有「家業」，便有了傳承的必要，則同樣必須對內與對外培養家族，由此而產生的便是所謂的紳士階級與「家庭道德」之間密不可分的關連。資本家之所以能成為紳士，紳士之所以能受到景仰，皆來自於其家庭一脈相承的正派形象，他們必須學會自抬身分，如同貴族悠久的頭銜一般為自己的家族在社會上培養聲譽，方才能不以錢財壓人，更得以成為社會上被認同的「有頭有臉的家庭」，從而取得政治地位。[13]
多數針對維多利亞時代的中產階級家庭文化的研究中，似乎都會以「男主外，女主內」的角度進行性別二分式的探討，並針對「家庭天使」此一極具時代特色的名詞加以論述，而多少忽略了女性，乃至於整個家族，事實上都是一名紳士在向外奠定其社會身分時，不可或缺的部分。而North and South一書正藉由新興資本家Mr. Thornton與其母親之間的關係，巧妙地點出此隱藏的社會現象。
其一便是Mrs. Thornton於丈夫生意失敗後，著力訓練獨子勤儉耐勞，並為其管理收支的鮮明形象，此處的Mrs. Thornton與整個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簡直可與維多利亞女王相比擬，不拋頭露面直入政經場域，卻得以以一名嚴母的身分坐鎮家國，擁有獨特的話語權。若說男主外，女主內，則一名在成長過程中必須由「家庭」進入「社會」的紳士該由誰來教養？母親可不只能是房中的天使，更能在內部承繼父權，在教養子女的過程中傳承中產階級的道德觀，並支撐起整個家庭，更能夠在面對整個社會的檢視時，作為「中產階級道德觀」的標竿對象。
更有甚者，因「中產階級家庭」所賴以維繫的並不只是動產，更是具有生產力，並且得以被傳承的不動產與事業，女性甚至成為家業的守護者。
黑爾先生：「靠廠房這麼近，您有時候絕不覺得不太愜意呢？」
桑頓太太：「絕對沒有。我可沒有變的那麼高雅，想把我兒子財富和力量的來源忘掉。」[14]
其二便是Mrs. Thornton熱心籌辦的晚餐會，晚餐會作為一社交應酬之場合，同樣為維多利亞時期中產階級乃至於貴族階級的娛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高度儀式化的社交場合之中，人們藉此強化自己的社會地位、團結並鞏固自身階級之間的聯繫；而在這樣家族聚會的籌畫之上，女主人往往更具有主導性[15]。
……桑頓太太款待客人的嚴格規矩之一就是，每一樣好吃的菜份量必須預備充足，使所有的來賓都可以吃夠，倘使他們想大吃一頓的話。儘管她日常的生活習慣隨便到了飲食很簡樸的地步，但把一桌豐盛的研習擺到愛吃的客人面前，卻是她自鳴得意的一件事。她兒子對這也有同感。除了依靠用精美的飲食相互款待的這種交由以外，他始終就不知道有任何別種交遊，儘管他本來可以想像出來，而且也有能力欣賞的。[16]
總的言之，「男主外，女主內」作為一表面象徵，其實暗藏著更複雜的政治與社會關係，即由男性所向外代表的家庭，事實上是由女性所支撐；而由女性所掌管的家務，則會關係到男性的社會地位。這樣的互動關係可以性別加以分析，然而以另一角度加以剖析，其事實上亦正處於中產階級逐步取代貴族的時代脈絡之中，儘管男性與女性都是在找尋各自的定位，更是作為依附在同一個階級秩序下的「家庭成員」。
二、結語
本文藉North and South一書嘗試梳理維多利亞社會的階級秩序，以及階級流動之間細膩的能與不能，打破中產階級的均質假象，區分出紳士階級與資本家在社會與文化地位的差別；並藉Mr. Thornton的社交描寫乃至於其母親所扮演的角色，延伸出在一身分流動的過程中，個人事實上必須費勁心力的去塑造自身以容於社會，並試圖在為社會框架所驅動的同時，亦成為社會架構下的能動者。而從中事實上更能發現中產階級所被塑造而成的社會中堅角色，亦是與上層乃至於下層社會各自妥協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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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寧媛媛，〈家庭天使的「墮落」──蓋斯凱爾夫人小說中19世紀女性的生存際遇〉，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第14卷第一期，2009年2月，頁61
[2] 布洛克著（Marc Bloch, 1886–1944），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台北市：遠流，1989，頁103。
[3]蓋斯凱爾夫人著，《南方與北方》，頁48。
[4]呂進財，〈英國十九世紀初的工廠改革運動與憲章運動的關係〉，大仁學報第三十五期，民98
[5]曹瑞臣，〈18世紀英國中產階級崛起研究〉，合肥工業大學學報第26卷第3期，2012，頁40
[6]王瀚陞，〈維多利亞社會的禮物經濟─以狄更斯的《錦繡前程》為例〉，臺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2008，頁75–76。
[7]蓋斯凱爾夫人著，《南方與北方》，頁369。
[8] Steinbach, Susie L. Understanding the Victorians：Culture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London：Routledge, 2012), p. 93。
[9]蓋斯凱爾夫人著，《南方與北方》，頁105。
[10]李寶芳、馬世力，〈19世紀英國中產家庭文化探悉〉，，深圳大學學報第25卷第2期，2008年3月，頁8。
[11]蓋斯凱爾夫人著，《南方與北方》，頁368–369。
[12]蓋斯凱爾夫人著，《南方與北方》，頁463。
[13]余文章，〈維多利亞文化身分與十九世紀的英國家庭道德觀〉，中外文學第33卷第6期，2004年11月。
[14]蓋斯凱爾夫人著，《南方與北方》，頁178。
[15]李寶芳、馬世力，〈19世紀英國中產家庭文化探悉〉。
[16]蓋斯凱爾夫人著，《南方與北方》，頁177。
